他身背60余斤的乐器组合，手里弹着吉他、嘴里吹着口琴，背上的架子鼓则通过一根根系在脚腕、手腕的线操作。简单的直播间只有墙壁、乐器、灯光、脚架。这个贵州小伙，一个人表演出了一个乐队的气势。在大众认知中，直播与带货似乎是一对连体婴儿，明星、企业、达人直播都会涉及到带货，直播电商的赛道愈加拥挤，二八分的头部效应愈加明显。像罗应星这样，每天在直播间唱歌，不开美颜不带货，能赚钱吗？音乐是块大蛋糕，瓜分者也不在少数，原创音乐人、乐队、rapper等各类音乐专业人士长期占据着音乐主流市场。他们背后有专业的经纪公司支持，能够以多种渠道资源获得曝光，出专辑、上音综、登舞台。在音乐制作上，有先进的音乐设备及成熟的音乐产出流程，更容易获得流量与收益。相比之下，民间音乐人只能自己摸索着前进的道路。比如在传统电视时代，民间音乐人通过《星光大道》等素人比赛节目走红，但那仍然是少数人的机会。进入直播时代，处于偏远或经济落后地区的民间音乐人，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获得了某种“平等的机会”，“出名”变得不那么难。罗应星就是一个典型。13岁时，他因意外导致视力受损，辍学在家只能靠音乐获得安慰。生在贵州仁怀市五马镇三元村，学音乐要到车程两三个小时的市里，没有琴行、没有老师，只能靠自学。因视力受损，罗应星只能靠耳朵的听觉学习，没有书本和乐谱。曾经听过的歌就好像身体的一部分，可以随时通过吹奏或者拉二胡把它们演绎出来。直到进入当地的农民管乐队，罗应星才开始接受系统的教学，也是第一次正式接触简谱。“刚开始，我需要通过高倍放大镜才能看清楚书上的字，学习起来特别吃力。后来，乐团里的同学们用粗水彩笔把简谱抄在本子上，辅助我学习。”再后来，罗应星和朋友组建了乐队，吹萨克斯的同时担任主唱，红白喜事、酒吧、迪厅，乐队在各种场合接商单。四年后乐队终究抵不过现实只能解散。罗应星对音乐仍然抱有希望，于是开始自制组合乐器，以“一个人的乐队”演奏各种歌曲。他背着这些乐器走上街头，人们看到他的造型不禁驻足停留，甚至有家长指着罗应星对孩子说：“以后学习不好，会像他一样到处流浪，干这样的活”。罗应星不理会，继续到处唱歌。2018年，他开始接触短视频，在镜头里指挥他的“乐队”。2020年，罗应星从短视频进阶到直播，“因为眼睛不行，偶尔一场也需要旁边有人给我看一下”。罗应星意识到依赖别人不是长久之计，他开始自己研究抖音的功能，“我要走出这一步，用自己的方式去弄。哪怕我眼睛不好，我还是能够自己直播，这个独特方式也算是营造一种正能量。”如今，他的抖音账号积累了154万粉丝。不到两年，他的直播间人数从最初的1千多人到1万多人，再到最高在线7、8万人，最高单场观看人次450多万，获赞500多万。算下来，他的月平均收入有1万多。就这样，他成了某种“音乐网红”甚至农民歌手。没有长相优势、学历优势，探索过很多失败的道路，罗应星从街头无名“流浪人”成为百万粉丝的直播达人。变的是表演场所，是听众人数，不变的是罗应星在音乐中向往自由的态度。这种态度具化在直播间——没有美颜、不带货、不连麦。简朴的穿搭是罗应星一贯的风格，直播间里的他习惯戴着眼镜，身穿黑色上衣。长相平平，有趣的音乐灵魂，这一对矛盾的标签不仅在他身上，也出现在吴恩师的视频评论区。凭借一首翻唱莫文蔚的《他不爱我》，吴恩师彻底火出圈。网友评论他，“五菱宏光的外表，法拉利的发动机”“音乐是可以拯救灵魂的”。他们都没有专用于直播间的华丽服饰，也没有化妆师帮他们做妆造。打开吴恩师的视频，黝黑的面部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，他总是眯着眼，仰着头，很多网友表示，全程都在看他大大的鼻子和厚厚的嘴唇。确实，吴恩师的长相在达人中不算出众，也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。但正是这种被人谈论的样貌与深情的歌声形成反差，才让人们看到吴恩师身上的闪光点。在入驻抖音前，吴恩师常常一边打工，一边寻找驻唱机会。为了让自己更体面，他买来白衬衫、金色闪闪发光的衣服，但结果总是被拒绝。直到现在，吴恩师也不懂包装自己，“我希望呈现的状态是真实的，我是真正的农村人。”吴恩师也不像其他主播时不时和网友聊点场外话题，只是自顾自地唱歌，而且都是慢歌，这与互联网时代下快节奏的信息传播格格不入。本就内向不善言辞的吴恩师更不敢聊天耽误时间，一首接着一首的唱。就这样，他积累了140多万粉丝，一个月能有1到2万的收入。曾经背着吉他穿梭在深圳街头的大排档时，吴恩师因为唱得慢而被观众嫌弃，“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唱了两首歌，他不付钱，叫我直接滚蛋”。现在，吴恩师和罗应星都有了自己的直播风格。演唱深情歌曲、弹吉他的技能、憨厚的形象构成吴恩师安静讲述故事的风格。罗应星多唱偏重节奏的乐队歌曲，混合多种乐器声音，更注重给予网友力量。这两种风格殊途同归，都以自身的表演形成关注的焦点，在直播间以自己的方式与网友形成互动仪式感，这种仪式感更多是以共享情感状态存在。当民间音乐人与直播间观众形成长期的陪伴，不再仅是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，共享的情感得到累积，粉丝群体得以形成，这时直播间的虚拟礼物像一种符号，传递粉丝对他们的赞赏。通过直播获得的收入，对于吴恩师等民间音乐人来说，不仅是一笔能够养家糊口的财富，更多是一种认可与尊重。他靠爱好生存，又没有完全把爱好当做生存工具，不曾直播带货，仍保留着对爱好纯粹的热爱。罗应星在直播间唱歌外，也会写歌，写心里面对生活、对爱情的看法，但这些歌一直都没有发行，直到今年初发行了一首《红尘礼物》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。“我要自己做原创，不奢求它火，有机会发行就算一种果实了。”像罗应星、吴恩师一样不靠美颜、靠爱好在直播间获得收入和关注的达人并不少。抖音农业达人阎宽，曾经端过盘子、搞过装修、做过包工头，现在又回到农民这个老本行，他用短视频和直播记录农场生活、讲解种植技术，在抖音上架几十款农产品。现在公司每年营业额在几百万，阎宽将当地农民招聘进来，一部分人得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。面临就业环境的竞争、生活的压力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将爱好变成职业，加上疫情对一些线下行业的冲击，越来越多的人在直播间寻找平衡爱好与就业的最优解。出生于河南南阳偏远山村的夏晚晴，从小热爱古筝。2012年刚毕业时，她在全国各地的民间舞台表演，一场可以赚两百。颠沛流离于各个城市，没有固定住所、稳定的舞台，缺少亲人的陪伴，一个28寸的行李箱塞满了她的全部家当。疫情以来，她的收入更加不稳当。2020年10月，夏晚晴发了第一条抖音，此后把多年来积累的实力和表演欲望统统倾泻于直播间。如今已积累50多万粉丝。夏晚晴帮家里还清了债务，也租得起三室一厅的房子。“抖音算是圆了我一点梦想，很多观众说我弹琴好听，很多人认识我之后，会每天来直播间，终于觉得自己被重视了。”抖音为这些民间艺术爱好者带来了新的舞台，改变了他们表演地点不固定、收入难以得到保障、与亲人分开的困境。在这个舞台上，他们的打工人、视障人士等身份被隐去，可以在直播间随心所欲表演，成为纯粹的音乐人。这种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难得的。吴恩师的老家在广西，主要经济来源是养蚕，但吴恩师和家人不擅长农活，单靠养蚕获得的收入低到在全村排倒数。直播让他和妻子都不必去深圳打工，家里的孩子也不再是留守儿童。《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（直播）行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2020年我国网络表演（直播）行业市场规模达1930.3亿元。直播平台打赏收入占行业收入的75%左右，占主播收入的35-45%，而泛娱乐直播平台的打赏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90%。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，新兴行业的新岗位被催热，诸如数据分析师、运营、商品选购等一系列和直播相关的就业岗位。直播全流程中涉及的各个环节、各种产业链都在带动相关就业。在外漂泊的打工人可选择的职业范围扩大，可以在家乡实现原地就业。回归家乡的民间音乐人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者。在疫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罗应星常常将直播点选在能看到家乡美景的地方，甚至背上的乐器也做成酒坛的形状，写上“酒”字。很多粉丝关注到罗应星，驱车前往贵州赏风景、品美酒。随着短视频和直播的快速发展，平台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。主播成为新个体经济的代表，不仅限于头部达人，腰部、尾部达人也能获得流量支持，形成个人IP。打开抖音，除了美妆、穿搭、宠物等热门垂类，也能看到将武侠招式融入象棋，靠直播打赏月入过万的象棋教练李谋之；工人大叔李清波，因憨厚爱笑的性格和炸裂的钢琴演奏技术而走红。这种走红不再仅限于金钱与名利，带来的意义更聚焦于微观个体的命运与宏观社会的发展面貌——普通的民间个体被看到并获得尊重。
